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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权法》中，作品是不包含体育范畴的，必须先厘清体育作品的概念，才能谈其知识产权法治的问题。”于善旭认为，有两类“体育作品”的定义比较清晰：一类是按照《著作权法》的定义，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类，又与体育相关的作品；另一类是非遗范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而对于体育赛事节目转播，包含体育竞赛表演等，以前有过许多判例，有的法院认为它是作品，有的法院认为它不是，这是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他标明，一些国际公约包含《视听表演北京公约》，规定除了对作品的表演外，还有“其他”方式，这“其他”假如把运动员的表演也纳入进去，从邻接权的角度加以保护，将有利于鼓励和毫无疑问运动员的创造性活动，也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当前体育作品的知识产权法治力度有所不足，原因何在？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体育学院教授、博导于善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袁钢，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杨，日前作客由人民网体育部和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所共同打造的“为体育强国夯实法治之基”系列圆桌论坛，对此展开了探讨。
“国际奥委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就是赛事转播，赛事转播并不完全是转播机构的问题，它首先是体育组织要享有这个权利，依靠盈利来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于善旭继续说，我国过去一直把媒体机构视为转播节目的所有者，而对于原始产生的权利关注不多，体育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主办的体育赛事转播还曾向电视台缴费。现在的情况好转一些，但观念还没有从根本性扭转。假如体育赛事表演不能成为主办方的重要经济来源，是不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体育组织和赛事转播机构必须实现共赢，必须协调这种利益关系。”
“当前的体育知识产权相关立法确实存在严重不足。”袁钢深表赞同，他认为最典型的是现行《体育法》对许多体育法律行为缺乏调整性的规范，并且《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也没有把相关的体育知识产权内容纳入进去。他继续标明，体育知识产权相关立法的法律位阶比较低，并且不系统，只能提供较低层次的法律保障。除此之外，体育知识产权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衔接不完整，不连贯，特别是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足。李杨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和《著作权法》的立法背景有关，知识产权概念是个舶来品，《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后就没有进行大的调整，但近20年来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新转变，现行法难以适应新形势，难以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现行法越来越难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例如体育赛事转播的侵权问题，还是按照传统的作品分类标准去评判，体育赛事直播的画面究竟是不是作品？是否符合影视作品的定义？这些在现行法的字面文义上难以找到直接答案，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并且作品的新型传播方式引发的侵权行为，究竟是纳入到哪类著作财产权范围？广播权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甚至是邻接权中的权益？“现行法面对这些新问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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