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标立法概况,中国商标另一种制造

中国商标立法概况

鸦片战争以前的旧中国有少数的庇标管理活动与商标诉讼案件。但一般是由商人行会来管理商标,政府对商标管理只是通过解决诉讼纠纷来进行。商标管理法规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旧中国政府才在外国人的要求下,在对外通商条约中订了一些保护外国人商标的条款。如1902年的《中英续订商约》第7款载明:“由南北洋大臣在其各管辖境内,建立牌号申请注册局所派海关管理,及呈明申请注册”。又如1903年《中美商约》第9款载明:“美国人民之商标,在中国所设立之申请注册局所,由中国官员查察后,缴纳公道规费,并遵守所定公平章程,中国政府允示禁冒用”。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注册商标试办章程》。该章程是由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起草,并由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来执行。其中第20条还载有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它从制定内容到执行无不渗透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北洋政府阶段也有商标法。中华民国12年即公元1923年颁布了《商标法》共44条。同年又颁布了《商标法施行细则》。该细则共36条,商品分类亦包含在条文内,并附有“商标各项书状程式”。同年颁布的还有《商标局暂行章程》,共12条,对商标局的机构隶属与设置作了规定。国民党政府继承了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的衣钵,并抄袭外国商标法,颁布了一些商标管理法规。1930年公布,于次年实行了《商标法》。该法共40条。据该法第40条的规定,国民党政府工商部于1932年制定《商标法施行细则》共40条,其中包含商品分类70项。这个商品分类表一字不改、先后次序不动地抄袭了日本商标法的商品分类表。195年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了《商标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人民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促进生产发展,建立了商标管理办法。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制定了《商品注册商标暂行办法》同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注册商标办法》;1947年6月27日太行区工商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施行商标登记的指示》及《关于对注册商标办法的几点补充意见说明》;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注册商标暂行办法》并发出了《关于注册商标的指示》;1949年,华北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华北区注册商标办法》与《注册商标办法施行细则》。这些有关法规是中国人民自己管理商标的开始,但这种商标管理还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含他们在商标上的特权。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了《注册商标暂行条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了《注册商标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个商标法规。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各地方人民政府注册商标证更换办法》和解放前申请注册的旧商标处理办法。这样便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商标管理规范。这时的商标由贸易部商标局统一申请注册,实行“申请注册与否听其自便”的方针。经申请注册后的专用期限为20年,期满后可申请续展。对外国来我国申请注册的商标,权利均等,条件是该国同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和订立商约。当时对旧中国遗留的商标进行了一清理整顿。至1954年,又公布了《未申请注册商标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一切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大中企业使用商标必须申请注册,对小企业的商标实行地方登记备案。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仿效苏联商标法的做法。1957年后公布了一项规定,对商标实行全面申请注册。1963年由于原来的《注册商标暂行条例》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商标管理条例》。这是1个适合当时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的商标法规。该《条例》的主要精神是:通过商标管理监督商品质量;全面申请注册、全面管理;对外国商标在中国申请申请注册的,按对等互利精神灵活执行。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商标法制。商标管理机构被撤销了,商标专用权的概念也不存在了,更没有去制订什么法规来加强商标管理。“文革”结束后,我国继续贯彻《商标管理条例》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不少关于商标问题的文件,开展了商标清理整顿工作,并着手起草《商标法》。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同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10号令公布。该法自1983年3月1日起施行。1983年3月10日国务院发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并于1988年1月进行了修改。

中国商标另一种制造

与中国制造相比，中国商标走向世界更具难度。前者能够说是在抓住了世界产业分工重新配置的机会，借助外面的资金，结合了中国自身的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而后者更必须中国人借助世界市场全面开放的机遇，从战略上毫无疑问商标的重要性，把“中国商标”放在比“中国制造”更高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商标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我国产品制造时代的另一种制造。中国商标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中国树立商标强国的地位。在全球经济进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商标竞争时代之后，纯粹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足以显示1个国家的实力，无法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在２００５年访欧途中，薄熙来部长不无形象地指出，中国卖出８亿件衬衫才能进口１架空客Ａ３８０。这句话指出了中国制造的尴尬，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由于缺乏商标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被动。欧洲学者彼得?范哈姆（ＰｅｔｅｒｖａｎＨａｍ）在《外交事务》中把新加坡称为1个“商标国家”，认为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战略性资产的重要部分。“（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一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1个位置，它已经成为‘商标国家’。在面对日益环球化的消费者时，这些国家所引发的感性共鸣，已使他们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显得较不重要。”“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战略性资产的重要部分。”至于“非商标国家”，哈姆的结论是：“（他们）很难在经济和政治上引起注意。”而中国商标的积贫积弱正是中国必须明确的商标战略的原因。要参与世界竞争，中国就不能仅仅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大量的投入，而应该转变立场，以名牌拥有者身份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２．中国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走商标强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快，我国经济总量排名迅速升至前几位，可是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我们年消耗了５０亿吨资源；煤炭消耗总量占世界的１／３，水泥占世界消耗总量的４０％以上，石油需求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且，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是这样。进入２１世纪，我国经济持续以８％～９％的速度快速增长，可是，支撑这个增长的背后仍是我们继续付出昂贵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代价。以２００３年为例，耕地面积全年净减少２５３．７万公顷；全年能源消费总量１６．７８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１０．１％；水资源供求关系持续紧张，其中生活用水增长５．０％，工业用水增长１．１％。与此同时，环境状况长期处于恶化状态，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破坏问题突出。有人在计算中国环境成本的情况下提到，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全部环境成本（包含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假如按年均ＧＤＰ增长速度为９．８％计算，其中有４～６个百分点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换取的。中国经济再按照８％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去增长而达到实现翻两番的目标的话，我们的资源消耗可能也会翻两番，届时怎样持续发展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此大的能耗带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假如我们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的话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有关数据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间，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接近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４％，“相当于每个北京人投入了５０００元以上用于环境治理和保护”。商标所拥有的高溢价能力，就能够降低能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必须发展自主商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对２０多个国家１８８０～１９２９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比重的数据进行归纳之后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都要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要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基本达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的５０％左右；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达到与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的状态；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在英、美、法、德等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资本品工业产值与消费品工业产值的比值已经大致齐平，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已经不再是它们发展的重中之重，消费品生产成为它们的特色。按照霍夫曼定律，我国在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形势下，轻重工业占比应该趋于平衡。但具体情况是我国的发展偏重重工业，轻工业和消费资料生产较少。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能源和原资料涨价的消息，但这样的涨价并没有带动我们的下游产品价格的提高。一幅名画从创作产生至今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无论是原资料还是劳动力都没有改变，但今日的价格往往千倍或千万倍于当时，为何呢？市场需求决定了价格。下1步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那些具有很高信誉度和品位的产品。市场并不必须低价位的没有商标含量的产品，我们要参与世界竞争，就必须以高品质、高信誉度的商标产品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传统的制造之外，我们呼唤中国的商标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