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式商标配中文,近代中式商标配外文

近代西式商标配中文

西式图像配以中文注解与前者相同,中国近代商标中也有大量以西方图像作为主体图案的标志设计。这些商标除标注有英文说明外,还配以详尽、鲜明的中文注释。此种情况主要表现于两类商标中:(1)西方的产品商标配以中文标注依据商标分类,此种类型应属于“洋”牌,其中也有一些专”牌,所选图案具有典型的西式风格,一些商标还附有英文名称或简略说明,加入其间的中文名称,以拼贴的形式直接插入图案或文字间,大多不做形象上的设计,商标整体呈现中西风格混杂交融的趋势,这种异文化符号间的交错对比正反映出殖民地阶段,中国商标具有的典型特色。同时,英文图像与附加的中文注释,又体现出一种强势文化的输出,一种位于近现代经济运作模式中的跨文化营销模式。在此类商标中加入中文标注的意义是为了更便于其产品在中国的营销和推广。加上中文的译名,更方便中国消费者的认知,同时在称呼上也更加容易。(2)西式风格的图像配以中文标识这是模仿西方标志设计的一类商标,在图像选择上采取了具有西式风格的符号,但由于其毕竟是本土产品,并且还要在中国推广,因此毫无疑问要在文字标注上采用汉字标识。这样在整个商标的组合上便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形式,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以这种鲜明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近代社会,从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一模式的某种“期许”和“渴望”。同时,我们也能够由此推出,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均是以图像的混合开始的,而这种混合也成为最鲜明的信号,昭示着不同文化之间吸纳与融合的进程。对西洋商品的痴迷与国产商品的推崇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宣传模式,其意义旨在令消费者在心理上达到崇洋与爱国情趣的双重满足。此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商标所应用的诸多洋式名称,但与之分歧的是对产品强调的重点在于它的国产背景,而不是如商标中显现的西洋风格。诸如贴有“溯自本公司创办之本意,原为提倡国货,藉免利权外溢而设,所有出品原料均属完全土产,因此较胜于舶来品哉(李丙仁,2003)“此种产品说明从另一侧面表现出中国人乐于模仿西方人的思想模式、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在商标中采用洋式文字,但同时强调国货产品与爱国之心,这种情况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与民众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直观化、符号化的认知模式。在当时,洋文名称表现的是一种西式的“时髦”生活方式与消费理念,并且代表了产品中所包含的外来先进技术。

近代中式商标配外文

中式图像配以英文(或拼音)标注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商标中比较常见,许多产品都在标注中文名称的同时,又加注英文或拼音字母,以此吸引更多的外籍消费者。同时,也能够使自己的产品更具“国际性”,更加现代和时髦。一般而言,英文标识多位于图像的上下部分,紧邻中文标识,作为一种额外的附加或意义上的注解。从这种中式西化的设计模式中,我们似乎也能够读出弥漫于当时社会的一种较普遍的审美情趣——西方的便等同于现代的,外来的便是先进的。这与当时社会的崇洋风气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络。在中国近代商标中出现的拉丁字母并非都是英文同义词汇的直译,其中还有许多新式的字母组合,这是对中文汉字的音译形式,也即以拉丁字母读音标明中文发音。例如,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公司的字母标识为“MALING”,上海成大染厂的字母标识为“CHENGDAHDYEINGFACTORY”,上海康福皮鞋店的外文标识为“KUMFORT”……此种类型的字母音译形式还有多种,尤其至20世纪30年代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当时的文章中多夹杂大量英文单词和字母,此种现象与整个社会的西化风潮有很大关系,同时还有赖于几位文化先锋者的推波助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五四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中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及陈独秀复信和胡适跋,信中论及中国文字对于新文化传播的种种不便,并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为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张岱年,敏泽,1999)这封信直接引出的是场汉字革命和罗马字运动,这一运动尽管最终没能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但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基础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这一运动的直接反映也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初期的各类商业宣传品种中,商标应为其中较典型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