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第一瓶干红张裕解百纳注册商标始末,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著作权法的发展(怎么申请商标)

1937年中国第一瓶干红张裕解百纳注册商标始末

来源：中国新闻网解百纳是有确切文献记载的“中国第一瓶干红”，1939年张裕公司印发的《代理与顾客须知》把解百纳红葡萄酒归类为“干葡萄酒”，并对“干葡萄酒”作出简要定义：“发酵完全，味略酸涩”。张裕公司史料记载，解百纳干红的首个酿酒年份为1931年，由张裕公司第三代酿酒师巴狄士多奇(毕业于意大利科内利亚诺葡萄酿酒学院)选用蛇龙珠(CabernetGernischt)为主要原料酿造而成。1935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North-ChinaDailyNews)刊发的张裕广告显示，解百纳的酒款类型被称为“Claret”，即波尔多形态干红的传统英文名称。1936年8月31日，张裕公司向实业部商标局上呈《商标专用权利创设呈请书》，拟以“解百纳”商标用于《商标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项酒类之葡萄酒商品，并提交商标着色图样10张和印板两枚。1937年6月28日，实业部商标局核准张裕公司申请注册解百纳商标，申请注册编号为第33477号，审定书稿编号为第26407号。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26407号《实业部商标局审定书稿》显示，审查员签名是“陈清槐”，课长签名是“廖世纶”，局长签名是“予”——即严慎予，此人时任实业部总务司司长兼商标局局长，后任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务组主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卫生部常务次长等职。1937年8月1日出版的《商标公报》第143期，刊登了张裕公司获准申请注册的解百纳商标着色图样，这套商标图样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中期出品的第四代解百纳，只在个别细节上做过微调。2012年，张裕公司持有的解百纳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荣誉称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中国驰名商标”牌匾现存于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现在，张裕解百纳已经出至第九代，远销30多个国家，截至2019年2月底统计的全球销量累计已突破5.32亿瓶，并入选英国《饮料商务》杂志(DrinksBusiness)评选的“全球畅销葡萄酒品牌TOP5”之列。查阅民国阶段的《商标公报》能够得知，许多洋酒品牌也曾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例如，Bollinger(堡林爵香槟)在1934年获准申请注册商标时的中文名为“薄林治”，Hennessy(轩尼诗干邑)在1946年获准申请注册商标时的中文名为“海内斯”。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著作权法的发展

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５日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下称１９５０年《决议》）。这一决议对于著作权问题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强调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制定了《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下称１９５２年《规定》）。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为了防止和制止盗印别人图书的现象，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还发布了《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下称１９５３年《规定》）。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６日，文化部曾作出《关于我国处理国际著作权问题的通知》（下称１９５５年《通知》）。该通知仅仅是内部文件，从未公布过。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文化部又先后起草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颁布了《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１９５０年《决议》第１２条指出：“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应不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计算稿酬的标准，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第１５条还指出：“出版物应尽可能有序文、前记一类的文字，对读者负责介绍内容及版本情况，著译情况。在版本页上，对于初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书名等，均应作忠实的记载。在再版时，应尽可能与作者联络，进行必要的修订。校对应力求精审，以减少或消灭技术错误。”除此之外，该决议为了防止侵犯著作权及作者的合法权益，在其第１７条还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翻印、抄袭、窜改等行为。”这一决议后来成为我国处理著作权纠纷的主要依据。１９５２年《规定》第３条指出：“根据选题计划向著作人约稿，应订立合同。其主要内容应包含原稿字数、交稿日期、稿酬数目等项，并须经社长、总编辑、经理（出版部主任）及著作人本人签字。”第５条规定：“每种书籍版权页上必须标明该书的著作人、编辑、美术编辑、出版者和印刷者，以明责任。”在编辑部责任方面，该规定第６条指出：“编辑部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编辑对一般书稿有修改的权利和责任，但修改必须征得著作人同意。书籍重版前应征询著作人有无修改、或提请著作人修改。一般书籍应加编辑说明，需作注释和索引者应加注释和索引。”这些规定为解决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因退稿、拒付报酬、随意撤销选题等侵犯作者合法权益的纠纷，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１９５３年《规定》明确指出：“一切机关团体不得擅自翻印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图片，以重版权，而免浪费，并便利出版发行的有计划的管理与改进。......各机关团体宣传必须，须自行编辑书籍而此种书又要向社会上公开发行者，经一定的领导机关同意后，可交由当地国营出版社统一出版。......”１９５５年《通知》明确指出：“所有经出版部门出版的书籍一律实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计酬办法。根据不同类型的书稿，规定不同的印数稿酬递减率。把著作稿和翻译稿的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加以区别，翻译稿酬仅有著作稿酬的６０％。”除此之外，针对著译作品质量的高低，该通知还指出：“质量高的书籍给比较高的基本稿酬；专门的学术著作而印数又比较少的印数稿酬的递减率要小；有特殊学术价值，对社会将有特殊贡献的书能够特殊鼓励。”这一通知保障了著译者的正当权益和合理收入，鼓励了著译者的创作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提高著译作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