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于商标固有显著性分类法的分析

对于弗兰德利法官在Abercrombie&.Fitchv.HuntingWorld一案中所确立的分类,毕比教授认为该分类“实质上是1个比喻的等级体系”。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一分类是按照它们的能指(Signifier)被对象(Referents)“非任意性联络”(“Motivated”)的程度明确的。能指越被“非任意性联络”,它内在的来源显著性就会越小。因此,通用名称例如电脑店、淡啤酒,能指被对象如此高地“非任意性联络”,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将能指视为来源标示的“消费者偏向”(ConsumerPredisposition)。相应的描述性标志被它的对象“非任意性联络”的程度就较低,假如他们的生产者能够证明它们已经取得了“第二含义”,也就是作为来源标示的非字母上的比喻意义,那么它们将具有获得保护的条件。臆造词的能指是新造的词语,并没有传递明确的语义的内容,因而具有相当强的显著性。毕比教授认为,我们在使用Abercrombie分类法判断对象事物的情况下,千万别忽视了在等级之下的简单分类。为了判断1个商标是否有资格获得保护,我们不应当只关注商标来源显著性的范围。由于在资格调查中,仅有两种重要商标:(1)一种是具有来源显著性的商标,它们或者具有固有显著性或者具有获得显著性;(2)第二种是不具有来源显著性的商标,它们因此没有理由获得保护。毕比在分析Abercrombie分类法时,是以其来源显著性与区别显著性分类为基础的,在他看来Abercrombie分类法只是对商标是否有资格获得保护的明确标准,对于商标所获得的保护范围并没有关系。于是毕比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曝光理论”以弥补Abercrombie分类法的局限性。“曝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市场中商标曝光得越多,就越可能与其他商标发生混淆。尤其是显著性商标在个性空间中特别光亮,结果临近商标将被误认为它们更加光亮的‘邻居’。可是这种形式的显著性并不是来源显著性,它是1个商标区别于其他商标的显著性,它的显著性使得消费者注意到它,并且这将影响到消费者是否会将它与不知名商标、相似商标发生混淆。”对于具有显著性的商标,毕比教授认为是否我们应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给予保护,以努力在它们与其他商标之间维持更加明显的区别(在个性空间)。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区别扩大所产生的任何不知名商标很可能与知名商标相混淆。这一解释可能是商标法中的反直觉规则,即显著性较强的商标能够得到较强的保护,显著性较弱的商标获得较弱的保护。毕比教授认为,在Abercrombie&Fitchv.HuntingWorld一案中法院忽视了商标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对于商标显著性的重要性。Abercrombie分类法确立了“具备商标的资格条件和划定保护程度的标准”,并将过去对于来源显著性存在与否的探讨和分析转变为对1个商标区别于其他商标的显著性范围的探讨和分析。与1个具有固有显著性的商标相比,1个商标可能具有特别聪明的暗示或是特别吸引人的声音,它可能与其他商标存在着一定的明显的区别,可是法律只会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对其予以保护,除非对该商标进行广泛的商业使用或进行长期的广告宣传,仅有在不断使用中才能够进1步取得显著性。对于庞大而复杂的商标而言,任何分类都显得不周延,或者说任何分类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从词语商标的分类规则来看,每一种词语的分界线并不是一直明确的。第一,用在一种产品上的某一种类的词语,假如用在此外一种产品上,该词语的种类可能会发生转变。例如“Ivory”(象牙)商标假如使用在象牙制品上就属于描述性商标,但假如使用在肥皂上就属于任意性商标。第二,1个词语对于1个使用团体是一种含义而对于另1个使用团体而言则是另一种含义。中国生产的“菊花”(电器)在法国及拉美国家不会受欢迎,由于“Chrysanthemum”(菊花)是不祥之花的意思,“菊花”商标在中国属于任意性商标,而在法国及拉美国家就属于暗示性商标。第三,同1个词语使用在1个产品上,权利主体使用的目的、使用方式的差别也将直接改变词语的种类。这一点尤其在区别“描述性词语商标”与“暗示性词语商标”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假如通过词语想要达到关于“商标本质结论的想象、思考和概念”,那么该词语就是暗示性词语;假如1个词语将“产品的成分、质量或特性的及时观念毫不拖延的传递出来”,那么它就是描述性的词语。同1个词语在不同的句子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指代不同的对象或发挥不同的功能,因而仅仅针对1个单独的词语你无法对其作出唯明确的结论,无法判断“我们班”到底是“一班”还是“二班”,“红楼”到底是北京大学的“红楼”还是人民大学的“红楼”。因此,对于1个词语商标到底是描述性的还是暗示性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仅有在商标的具体使用中根据词语商标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才能判断该词语商标的种类,而这也正是弗兰德利法官在判决书中所要阐释却被我们所忽视的。